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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清乾隆〈青白玉莨苕葉紋執壺〉，出版於《圓明園：大清皇帝最美的夢》，頑石創意，2013年，頁278-279，圖版V-34
This lot was features in Yuan Ming Yuan–The Qing Emperor's Splendid Gardens
,BrightIdeas Design Co., Ltd., 2013, pp. 278-279, pl. V-34
青白玉質，純淨緻密，溫潤清雅。執壺內膛掏空，蓋與壺身子母口緊密相合。蓋呈橢圓六邊形圓頂，上下口沿飾雙寬旋紋，以圓雕、鏤雕及高、淺浮雕等技法琢製。蓋面環飾葉片紋，頂設盛開蓮花為鈕，花蕊嵌紅寶石，華麗精緻。壺長直頸，扁圓腹，圈足。長頸挺拔，沿續六邊形，面中間棱線筆直，上下飾莨苕葉紋；一側流口作花苞狀，下方草葉承托，翻轉卷曲；另側卷草式彎把，上端卷曲貼於頸部，層層莨苕葉呈S形與壺肩相連。壺腹橢圓，中央寬帶紋一周，上下飾覆、仰莨苕葉交錯，縱橫重疊，姿態生動。圈足與鈕呼應，沿襲橢圓花瓣形制。通體雕飾精細，以寶石、蓮花、花苞、花瓣及莨苕葉紋層層疊構，洋溢濃郁西洋風韻，並流露巴洛克式華麗特色，體現痕都斯坦玉器藝術與裝飾的合一。
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清廷將中亞東端納入版圖，稱「新疆」，並引進大量精美伊斯蘭玉器入紫禁城。乾隆皇帝為之驚豔，撰文考證其為「痕都斯坦」玉工之作，讚為「仙工」、「鬼工」。據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部館員黃英於《仙工奇製：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》所述，乾隆三十三年（1760年），御題《痕都斯坦雙玉盤得十韻》，首次出現「痕都斯坦」一詞，此類玉器深得帝心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174年），又以御製詩《詠痕都斯坦玉碗》，讚其技藝勝過蘇州玉匠。此類玉器多為印度莫臥兒王朝製作，風格融合波斯、伊斯蘭與印度元素，技法與裝飾皆臻高妙。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十八世紀印度〈莨苕葉紋長流執壺〉（圖一），蓋內鐫刻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御製詩《詠痕都斯坦玉壺》:「繽紛華葉翻，水磨製嬰垣。細入毛髮理，渾無斧鑿痕。」凝練乾隆帝對此類玉器之審美標準。列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庋藏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〈青玉單柄壺〉（圖二），與本品製作技法及裝飾風韻相似，皆顯痕都斯坦玉器典型特徵，可資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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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十八世紀印度〈莨苕葉紋長流執壺〉，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：《仙工奇製：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》，香港中文大學
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出版，2015年，頁142-143，圖版16
圖二 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〈青玉單柄壺〉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庋藏
出處：《越過崑崙山的珍寶：院藏伊斯蘭玉器特展》，
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5年，頁104，圖版069
由於乾隆對風格鮮明的異域藝術頗為青睞，每每題詩讚詠，助長玉匠吹起「伊斯蘭風」，亦常指定宮中工匠加以模仿製造痕都斯坦風格的「西番作」玉器。多採花葉、瓜果等為題材，成為融合中國、中亞草原、波斯、歐洲、印度本土等多元風格於一體的玉雕，然無論形制和製作技法仍具中國玉器諸多特點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庋藏清〈青玉爐瓶盒〉（圖三），與本品器面花紋皆以繁複莨苕葉紋為主，將經典莫臥兒王朝裝飾風格和諧融入中國傳統玉器式樣與技法，為乾隆時期結合東西風潮之獨特風貌。
酒宴活動自古即為宮廷生活重要一環，清代宮廷大宴之酒膳文化尤為繁盛，各種酒膳列為嘉禮，載入《大清會典》與《大清通禮》，成為定制。康熙、乾隆年間尤多盛舉，其中「千叟宴」最為壯觀，除皇帝分賜王公大臣茶飲外，尚有「親賜御酒」之禮；此外，每歲於保和殿設「除夕宴」，宴賞外藩、內外大臣與侍衛；修撰實錄、聖訓之期設「修書宴」；大軍凱旋舉「凱旋宴」；以及宗室筵宴、上元節宴、萬壽、聖壽、千秋、大婚、公主下嫁等，皆必備盛宴。宴畢撤桌，復陳酒膳，皇帝親賜御酒，將儀典推至高潮。
酒宴所用酒器，源自商周盛酒的青銅禮器，形制有尊、彝、卣、壺、盉等。其中「盉」至明清時期演變為細頸、圓腹、有流和執柄的執壺，便於持握斟酌。此類器形因實用與雅致並重，成為宮廷酒宴重要器具。本件執壺即屬此類，以珍貴玉材雕琢，當屬盛酒重器。造型仿自明代青花執壺，複刻原型可參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明宣德〈青花轉支花卉紋執壺〉（圖四），該器為景德鎮窯仿十三世紀敘利亞盛水器式樣燒製，印證乾隆皇帝推崇仿古玉器，並突破僅摹青銅器之局限，創作出別具一格之藝術珍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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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清〈青玉爐瓶盒〉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庋藏 出處：同圖二，頁269，圖版273
圖四 明宣德〈青花轉支花卉紋執壺〉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
出處：《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錄》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8年，頁100，圖版23
圓明園位於北京城西北，由圓明、長春、綺春三園組成，昔日水泊密布、草木繁盛。憑藉宏大規模、卓越造園技藝、精美建築與豐富文化，享譽為「萬園之園」。建於康熙時期，康熙帝賜予皇四子胤禛，並提匾「圓明」。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乾隆帝遷居此園，親自主持擴建，至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完成「圓明園四十景」。同時，十八世紀初巴洛克風格的圓頂建築在歐洲盛行，其典型裝飾多採用植物、貝殼、渦卷、疊線等元素。此風格隨西方傳教士傳入中國，並在乾隆時期圓明園建築與園林達到頂峰。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傳教士設計監造長春園內西洋樓，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如意館滿族畫師伊蘭泰起稿、造辦處奉旨刊刻《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》描繪西洋樓十景（註一）。皇室園林與宮廷陳設亦多採巴洛克風格，細節中融入東方神韻。〈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－萬花陣〉（圖五）中八角圓頂造型，與本件清乾隆〈青白玉莨苕葉紋執壺〉六邊形圓頂異曲同工，皆受西方建築影響，且裝飾元素和諧融入中國傳統技法，展現東西文化交融成果，亦彰顯乾隆帝的西洋審美趣味。
圖五 乾隆五十一年〈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－萬花陣〉 出處：《圓明園：大清皇帝最美的夢》，頑石創意，2013年，頁252-253，圖版V-5
圓明園和紫禁城皆為皇帝理政之所。嘉慶帝詩云：「冬居紫禁夏居園，御苑法宮同蒞政。」清代皇帝在圓明園的居住時間漸長，既處理政務，也賞景吟詩、品茶鑒藏。園內珍藏豐富，器物等級甚高，也因此列於「三山五園」之首。此外，圓明園亦為舉行盛典之重要場所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「八旬萬壽盛典」盛大舉行，盛況記錄於《四庫全書－八旬萬壽盛典》，並繪製成《八旬萬壽盛典圖》（圖六），為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，大學士阿桂等七十四人奉請編纂。圖繪部分為木刻版畫，描繪圓明園至西華門，沿途大街小巷官員百姓歡慶聖典，一派太平盛世景象。此盛典歷時數月，從承德避暑山莊啟程，七月三十日抵圓明園，在正大光明殿接見各國使節，萬國朝賀，標誌圓明園最輝煌時期。八月十三日返回太和殿舉行隆重慶典，象徵清朝鼎盛。三年後，英國使節團來訪（註二），英使馬戈爾尼謁見乾隆皇帝，使團成員亞歷山大繪〈圓明園正大光明殿〉（圖七），記載此處為皇帝接見使臣、舉行慶典筵宴之地，並展示英國皇室贈禮，反映當時中西文化交流與社會繁榮。
圖六 清乾隆五十四年〈八旬萬壽盛典〉（局部），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：《八旬萬壽盛典》，一百二十卷，首一卷，清阿桂纂，
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武英殿聚珍版印本
圖七 亞歷山大，1793年〈圓明園正大光明殿〉
出處：《圓明園：大清皇帝最美的夢》，頑石創意，2013年，頁304
細觀本品，蓋採西洋巴洛克風格六邊形圓頂設計，裝飾以西洋蓮與莨苕葉紋，風格與圓明園內部分西洋樓建築相契。本件執壺或為宮廷大宴盛酒之具，實用之餘，更表徵皇室尊榮與典禮莊嚴，展現乾隆時期中西合璧的文化風貌與氣度。其來源為JohnG.Taylor收藏，據家屬言，Taylor服役時曾駐紮中國，約於1930-1940年代購得此執壺，2005年辭世後由家族傳承。曾刊錄於2010年《誰在拍賣中國》，並於2013年國父紀念館「圓明園：大清皇帝最美的夢」特展中展出及出版收錄，彰顯本品在宮廷藝術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位，極具歷史與學術價值。
註一：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《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》刊成，凡二十幅，描繪長春園西洋樓十景。其稿由如意館滿族畫師伊蘭泰繪製，造辦處奉旨鐫刻。其中「萬花陣」，融西洋園林裝飾與中華文化觀於一體。迷宮九層，以三尺矮牆為界，牆刻萬字紋，頂作池形。四隅八方陣眼，中央石臺建圓頂雙簷八角亭，內設西式座椅，為皇帝龍座。
註二：1792年九月二十五日，英艦三舶，載使節數百人，啟航赴華。歷歲餘，兩帝國始有正式之會。是行於英國視為傳奇之舉，舉國翹首。至1797年，使團副使兼馬戈爾尼秘書斯當東，刊《大英國王遣使覲中國皇帝實錄》三冊，前二冊為文，第三冊為大開本畫冊，詳載中華之科藝、民俗、城景、動植物，並繪乾隆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陳列受賜之禮品。
